三月份以来，上海遭遇了极其严重的奥密克戎疫情，政府部门采取的封控措施也日益严格。长时间的封控措施影响了上海民生，很多居民的生活物资匮乏。因此，许多居民自告奋勇，组织团购，解决小区居民生活物资供应难题。这些人也被大家亲切地称为上海“团长”。

对“团长”而言，劳心劳力还属其次，其最担心的是如果组织采购物资的行为造成相关损害，自己是否会背负上沉重的法律责任，进而影响自己的家庭、事业与生活。面对团长这一新生事物，既往的司法实践没有明确的判例，在此，笔者将结合相关法律理论、法律条文、自己的价值判断，对团长的法律地位与责任进行分析，希望能缓解团长对自身法律风险的焦虑。

在典型的团购中，团长起着组织、邀请居民成团，达到商家所要求的成团数，进而促成商家与参团居民物资交易的作用。在整个交易链条中，商家作为卖方/经营者，参团的小区居民作为买方/消费者，团长则是居间协调交易的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团长自己同时也是消费者，不属于商家。因此，典型意义的团长是指，组织小区开团、促成团购的非商家人员。如果商家或其员工自己组织团购，虽然其有可能被称为“团长”，但实际仍是商家与小区居民的直接交易，该“团长”名不副实，不属于本文讨论的对象。

依笔者的观察，从团长是有偿还是无偿服务、如何获利的角度，可大致将团长分为三类：（1）无偿服务型，即在整个团购过程中，没有要求任何报酬的团长；（2）成团提佣型，即团购交易达成后获得佣金的团长；（3）转售获利型，即在团购中低价从商家买进、高价向居民卖出获利的团长。而就笔者的了解，目前，大部分团长都是无偿服务型的团长。

因团长的类型不同，其法律地位与法律责任均不相同。在此需强调的是，除了小部分转售获利型的团长有可能构成经营者以外，其他类型的团长均是不构成经营者的普通民事主体，不可能构成哄抬物价、非法经营等违法、犯罪行为的适格主体，自然也不应承担与之相应的法律责任。

在团购背景下，依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8、23条，商家作为卖方，应当保证其提供物资不损害买方身体健康，不存在瑕疵。在现时疫情的交易背景下，即使商家与居民没有明确约定，商家亦应当保证其提供的物资经过消杀、符合防疫要求，满足可交易条件；换言之，承担消杀义务的是商家，团长并不承担消杀义务。在交易达成后，商家有义务向居民交付物资，双方的交货地点为居民所在小区门口；换言之，商家将货物运到小区门口并经（表面性的）验收后，团购交易完成。

在整个团购交易中，团长提供的服务可能包括邀请、协调与组织小区居民成团，与商家联络、交涉，帮助小区居民与商家达成交易，组织验收、分发货物。如果团长是无偿提供此类服务，从法律的角度看，团长的服务行为宜认定为民法上的情谊行为，即出于利他意思、未受义务约束的服务行为，理由在于：该服务行为是无偿的，发生在邻里居民间的日常生活场景；团长可以随时“辞去”团长职务，居民也可随时成为或挑选新的团长，双方均可随时停止团购，因此双方都没有团长应当服务的法律约束意思；即使某位居民急需生活物资，其也不会产生对团长会一直服务直至组团成功的信赖。^[1]通常地，团长在提供服务前，会说出“我只是来帮忙”、“其他的概不负责”的话语，此类话语更印证了团长的服务行为是情谊行为。

由于团长向居民提供的服务为情谊行为，团长与居民之间没有任何受约束的合同义务关系，在存在组团不成功，或所购物资存在瑕疵的情况，团长自然也不用向居民承担违约责任、赔偿损失；在团购交易成功后，团长也不负有分发货物的法律义务。

虽然团长有可能向居民承担侵权责任，但由于情谊行为的利他性，团长应获得法律上的责任优待，即团长仅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致居民损害的情况下，才向居民承担侵权责任，不承担基于轻微过失的侵害责任。^[2]具体而言，（1）如果居民因接触、食用团购物资造成身体、健康上的损害，除非团长明知或合理确信物资的生物安全、质量问题而放任外，团长不向居民承担侵权责任；（2）在团长组织团购的过程中，其在群组中不小心、情急之下的莽撞言语，即使造成了群组成员人格权益的损害，团长也不承担侵权责任，对微信群其他成员实施的人格侵权行为，承担补充侵权责任^[3]；（3）在团长组织分发货物的过程中，只在团长聚集居民领取货物、造成居民感染的情况下承担侵权责任，对居民自发领取货物、造成居民感染的风险不承担侵权责任。

组团成功后，团长则会将居民购买物资的意思表示明确传达给商家。从团长与居民的内部关系看，团长仅是起着传达居民购买意思的作用，因此，其有被认定为信使、不作为居民代理人的可能。但判断团长是居民的信使还是代理人，应从该意思表示的接收者即商家的角度来判断^[4]。

恰恰从商家的角度看，无偿服务型的团长宜在法律上被认定为居民的代理人，理由具体如下：在商家面前，无偿服务型团长会称是小区居民购买物资，且由于团购的居民众多，为交易便利，该团长仅会笼统地宣称，其以小区居民名义作出购买意思表示，但不会一一指明购买居民的身份，构成公开的行为归属，在法律理论上被认定为适用代理制度^[5]；相对于仅作为传声筒存在、没有丝毫内容决定权的信使，团长并非完全没有决定权限，尤其在商家临时稍微变动物资品种、数量的情况下，团长均会事先同意该变动，使团购交易成行，尔后取得购买居民追认。

此外，虽然团长与居民在内部是情谊行为关系，双方不存在基础法律关系，但代理权的授予为一单方行为，且法理上也承认没有原因行为、基于情谊行为的独立授权，因此，即使团长是出于情谊行为提供服务，在团购交易中，将团长认定为居民的代理人不存在法律障碍^[6]。

既然从商家视角看，团长是居民的代理人，依我国《民法典》第162条的规定，居民作为被代理人，应自行承担交易的法律后果。因此，遇有物资质量、安全问题，购买居民应自行向商家追究违约责任，无偿服务型团长没有义务帮居民向商家追究违约责任，更无义务承担违约责任。只在极为特殊的场合，即在团长明知或应当知道物资质量、安全问题的场合，或故意损害居民权益的场合，团长才依《民法典》第164条第2款、第167条承担责任。而这类极为特殊的场合，对无偿服务型的团长来讲，是基本不会发生的。

对成团提佣型的团长而言，其既可从商家、也可从成团后的小区居民那里获得佣金。无论是主动给予佣金，还是双方协商佣金，只要各方一致合意，均不影响商家与居民间的权利义务，即商家负有保证物资经过消杀、符合防疫要求的义务，承担因物资瑕疵产生的违约责任。

在团购交易成功后，成团提佣型的团长能够获得佣金，因此，团长在法律上应被认定为中介人，与提供佣金的一方（委托方）形成中介合同关系，团长在团购交易中提供的服务属于撮合交易的媒介服务。只要团购交易合同成功达成（不要求完成收货验收），依《民法典》第963条，团长就有权从委托方那里获得佣金报酬。

但团长的佣金报酬请求权并非全无限制。依《民法典》第962条，如果团长违反如实报告义务，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不得请求支付报酬。由于团长提供的是撮合交易的媒介服务，就有关订立团购交易合同的事项，团长不仅应向委托人如实报告，也应向交易相对方报告^[7]；换言之，团长负有向商家、居民如实报告的义务。不同于专门的中介机构，团长作为自然人，不是以中介为营业的经营者，其如实报告义务并不包括主动对交易方的资质调查义务^[8]。因此，为履行其对居民的如实报告义务，团长只需要如实将商家提供的信息反馈给居民即可，没有义务去调查商家的营业资质、经营风险。在小区居民为委托人的情况下，其无理由以团长未调查商家背景为由拒绝支付佣金。

有疑问的是，当团长同时接受商家、居民的中介委托，并从双方获得佣金时，是否需要向双方如实报告此情况。首先，现行立法并未禁止双方中介，在房地产中介交易中，双方中介更是普遍的现象，其有效性未被质疑^[9]。但房地产中介均会在合同中明确告知双方中介的情况，并获得各方同意，以规避利益冲突。其次，关于双方中介的如实报告义务，虽然我国立法没有明确规定，但参考立法者在《合同法》制定时所参考的域外立法^[10]，对于被允许的双边中介，中介人仍负有将双边中介的情况如实告知的义务，否则，中介人将丧失佣金报酬的请求权^[11]。

在团购交易中，中介人接受双边中介的情况，对居民决定参团具有较重要的影响，属于有关订立团购交易合同的事项，依《民法典》第962条之规定，团长负有向双方告知的义务。但是，团长仅在故意隐瞒的情况下，丧失佣金报酬请求权；若其因过失而未告知，则团长的佣金报酬可能被酌减^[12]。当团长与商家达成中介佣金约定后，以否认能从商家那里获得佣金为由，再与居民达成中介佣金约定，居民则事后可依《民法典》第148条规定撤销佣金约定，并有权拒绝向团长支付佣金^[13]。

不同于无偿服务型团长，成团提佣型团长提供媒介服务有经济目的，并不是完全利他的，因此，其在法律责任承担上并没有优待。除了故意或重大过失，成团提佣型团长即使有轻微过失，造成居民遭受身体、安全、人格权益损害，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比如，当小区居民通过成团提佣型团长要求商家提供资质、检疫证明时，在商家无法提供的情况下，该团长仍假称商家证件齐全，在小区居民后来因物资质量、安全问题遭受健康损害时，团长应承担侵权责任。

此外，如果该类型团长以虚构事实等欺诈方式诈骗小区居民参加团购，在商家明知或应当知道此欺诈行为的情况下，依《民法典》第149条，小区居民可以事后一年内撤销与商家的交易；在交易被合法撤销后，小区居民可以要求商家返还其购买物资价格与物资当时市价的差额。如果团长以欺诈方式积极地推进团购协商，代表商家一方利益，在法律解释上，该团长的欺诈行为可不被认定为第三方欺诈，而径直认定为商家的欺诈行为^[14]，即使商家不知团长的欺诈行为，依《民法典》第148条，小区居民仍然可撤销交易。

转售获利型团长获利的基础在于，商家卖货的价格与居民团购的价格存在价差，该价差就是团长的获利。如果在团购交易前，小区居民知道该价差存在的事实，则团长的获利在解释上应被认定为小区居民支付的中介佣金，该团长应被认定为成团提佣型团长，而不是转售获利型团长。因此，只有在团长向小区居民隐瞒该价差的情况下，该团长才构成转售获利型团长。同时，依商家是否知悉、接受该价差，可进一步将转售获利型团长分为两类：对商家与居民隐瞒价差的团长；仅对居民隐瞒价差的团长。两类团长的法律地位与法律风险也不相同，下面将分别讨论。

无论是哪种类型的转售获利型团长，该团长的服务行为均有着明确的经济利益，因此，其服务行为并不是情谊行为，其与小区居民之间构成委托合同关系。并且，由于团长向小区居民隐瞒自己获利的信息，表明团长与小区居民之间没有明确委托报酬的约定，该委托合同关系宜认定为无偿委托合同关系。在团长对外与商家协商时，团长构成小区居民代理人。

由于团长既对商家隐瞒价差，商家会认为其按原价出卖物资，且交易的对象是小区居民，并向团长作出与之相应的意思表示。团长则以小区居民代理人的身份接受商家交易的意思表示。即使该团长的内心真实想法是，自己拿到物资后再高价转卖给小区居民，无论依意思表示的解释规则，还是依《民法典》第162条^[15]，其内心想法对交易没有影响。在团长接受商家报价后，商家与小区居民的物资交易已签订并生效，交易的价格仍是商家确定的原价，并不是团长所意图的转售高价。

如果小区居民已向团长支付转售高价，在团购交易结束后，团长的委托任务就完成，其无合法原因再保有剩余的价差金额，依《民法典》第985条，应当将此价差金额返还给小区居民。这就是说，在团长对商家与居民隐瞒价差的情况下，团长意图赚取的价差利润，不受法律保护，应当返还给小区居民。

如果团长在提供委托服务时造成小区居民身体、健康、人格权益损害，依《民法典》第929条第1款的规定，团长作为无偿委托的受托人，仅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况下赔偿小区居民损失。但是，团长是在隐瞒其价差获利的情况下才获得居民委托的，构成以欺诈方式与居民达成委托，依《民法典》148、152条，小区居民可在知情后一年内撤销与团长的委托合同，该委托合同视为自始无效；在此情况下，只要团长在提供委托服务时有过失造成小区居民损害，依《民法典》第1165条，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并无责任优待。

由于团长未对商家隐瞒价差，商家知道自己的交易对象是团长，因此，此次团购存在两个买卖合同：一是商家与团长的买卖合同，价格是商家所定的原价；一是团长与小区居民的买卖合同，价格是团长索要的高价。就商家与团长的买卖合同，商家将货物送到小区门口，团长向商家支付原价，该交易即为完成，与小区居民无关。

就团长与小区居民的买卖合同，团长一方面作为卖方，另一方面作为小区居民的代理人与自己交易，构成《民法典》第168条第1款的自己代理。除非小区居民事后同意或追认，否则该买卖合同是无效的。在此情况下，小区居民有充足的法律工具保护自身权益，而团长则将遭遇较大的法律风险：

在上海实行防疫措施的当下，在解决小区居民的生活物资供应问题上，上海“团长”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笔者希望通过上述分析，向劳心劳力的团长转述法律的价值观：法律是温馨、公平的，它优待有利他情节的团长；法律是公正、严厉的，对一些利用物资供应紧张、利用信息差获得利益的人，法律会让其承担较高的法律责任与风险。笔者相信，小区居民理解并同意团长获取合理的利益，在团长尽到诚信、告知义务的情况下，法律也保护团长获得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