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内容仅为一般性讨论，不能视为具体法律意见】

随着上周五香港高等法院颁下 Jacky Zong and Others v Kelly Fuli Zong [2025] HKCFI 3355的判词，网上各类评论铺天盖地，区别于之前的天马行空，基于判词内容，故事脉络相对清晰起来了。本篇我们不讨论香港的司法程序和杭州司法程序的关系，也不就本案的发展或结果进行推理或展望，作为专注海外信托和家族财富管理的律师团队，我们想借这个真实案例，和大家聊聊海外信托和遗嘱。

首先，从判词来看，宗老有计划设立信托（参见宗老与宗馥莉的委托协议），但是信托并没有设立，也就是说本案并不涉及通常意义上的海外信托架构。没有聘请专业信托机构担任受托人成立信托，且宗老与宗馥莉的委托协议中并未约定由宗馥莉或建浩公司以PTC的形式作为受托人成立信托。至于这份万众瞩目的委托协议是否构成普通法系项下的constructive trust不在我们讨论的一般的海外信托范围内，constructive trust是普通法系通过判例赋予的一种衡平法下的救济（equitable remedy），而不是一种信托架构。海外信托的设立一般需要由设立人与受托人签署deed of settlement，或者至少受托人需要签署declaration of trust明确自己以受托人身份为受益人的利益持有特别资产。这些文件中需要明确受托人的义务和责任，以及设立人、受益人、保护人等各个角色的权利和义务。判词中也提到他们先后接触了Trident和TMF，这两家都是比较出名的海外信托机构，很多香港上市公司大股东的家族信托的受托人都是这两家。根据委托书，宗老委托宗馥莉作为设立人设立信托，但信托并没有完成设立。

接下去，我们来说说有哪几种方式把遗嘱和信托结合起来应用，以发挥财富传承的作用：

当事人订立遗嘱，并在遗嘱中明确如何设立信托，哪些资产放入哪个信托。宗老和宗馥莉的委托协议的内容如果以宗老遗嘱的形式订立，就是典型的立遗嘱并在遗嘱中要求设立信托。

这样安排的好处在于：（1）灵活性，遗嘱随时可以改；（2）节省成本，当事人去世之后才会发生设立信托所需要产生的费用。不足之处在于：（1）宣读遗嘱的时候，全世界都知道信托架构和分配比例了，容易引起家族内部矛盾；（2）如果指定的设立人不配合或者故意拖延，就会出现宗家现在的问题；（3）当事人在世期间，资产在其个人名下，为其个人财产的一部分，不能起到保护资产的作用。

当事人生前根据自己的意愿将信托设立完成，并写好意愿函，同时订立遗嘱，遗嘱中只需明确当事人去世后将哪些资产注入哪一个信托就好。信托架构及其后受益人是谁，比例多少都不需要在遗嘱中明确。

这样安排的好处在于：（1）信托架构保密，避免家族成员间的矛盾；（2）信托在当事人在世期间已经完成设立，稳定性较好；（3）灵活性，当事人在世期间可以随时改遗嘱或变更信托架构，还可以自由处置相关资产。不足之处在于：（1）会提前产生信托设立及维护的费用；（2）当事人在世期间，资产在其个人名下，为其个人财产的一部分，不能起到保护资产的作用。

当事人生前根据自己的意愿完成信托设立，写好意愿函，并将相关资产注入信托。在该等情况下，注入信托的资产不再属于当事人的个人资产，其去世后，亦不再成为其遗产，所以，该等已经注入信托架构的资产无需包含在其遗嘱内。当事人可以就未注入信托的资产订立遗嘱。

这样安排的好处在于：（1）有很好的保密性，信托架构保密，注入的信托架构的资产也保密，可以最大程度避免家族成员间的矛盾；（2）信托及资产注入在当事人在世时已经完成设立，稳定性较好（不同类别资产的注入可能会引起税务责任，建议先获得税务顾问的意见）；（3）资产注入信托后，不再构成当事人的个人资产，在满足特定条件的情况下，可以有效对抗当事人的婚姻或债权人风险，有利于资产保护，又因注入信托的资产已不再属于死者遗产一部分，就该部分资产而论，视乎该资产所处的司法管辖区要求，死者的遗嘱（如有）执行人或管理人（如无遗嘱）不需要走繁琐的遗产承办流程，节省不少时间及费用。不足之处在于灵活性不够，资产注入信托后一般是不可撤销的，如当事人改变主意，需要通过分配及变更信托架构来实现重组，需要时间并产生费用。

财富传承其实有很多工具，信托、遗嘱、婚前婚后协议、家族宪章等等都是很好的工具，但是要懂得如何正确地使用才能达到当事人所需要的目的。

顺便多聊一个实际操作中的问题，宗老为什么要委任宗馥莉作为设立人去设立信托呢？根据我们的实操经验估计，基于他俩的父女关系，无论银行还是信托机构对于自己的客户都有KYC的尽调义务，而宗馥莉作为设立人可以使得这些机构的KYC最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