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对经济下行、气氛低迷的讨论终于具象地来到了律师行业面前。我们作为经济产业链的最末端，对大环境的认知或许并不比其他行业更迟钝，但感官层面，略微“后知后觉”，这也意味着，我们将更充分地品尝攻坚时期的后调苦涩。

在捂紧腰包的意识支配下，客户会越发谨慎地斟酌，有限的资金是否还要用于事前风险防控，是不是用于解决“完成时”的麻烦更具性价比。尽管未雨绸缪的战略观念贯穿古今，但实现这一战略，并不仅仅依靠意识，更重要的是金钱成本的投入。客户的风险意识并没有退化，只是当下，若要为深谋远虑买单，心有余而力不足。顾问单位类业务的动荡，多源于此。

◆刑事案件的委托是极其偶然的。犯罪的发生、与律师相识、多番对比后托付信任的过程中，每一步都完全不可控，不似民商事案件、行政案件那般“有迹可循”。从入行开始，受师父教诲和引导，我对刑事案件的热爱从未消退，但我也真切地体会到，至少在青年律师的展业时期，这个领域无法带来安全感。

◆刑事案件的结局是相忘于江湖。我曾在自己的视频号中讲过，委托人选择刑事律师，是在寻找自己的盟友。这份同盟关系，在刑事诉讼的进程中，会伴随着工作的展开而愈加坚固，当然，这要建立在律师尽职尽责的基础上。但当案件行至审判、判决作出，一切尘埃落定时，这个案件会成为当事人和家属最不愿提及的过往，体会他们的这份心情，我作为这个案件中为数不多的知情人、亲历者，也会将彼此的这段缘分封存，若非委托人探问，我不会主动打扰，余生各自安好即是对他们最好的祝福。所以，这个领域无法带来长久的委托关系，也罕有“回头客”。

◆刑事案件委托人的焦虑与律师的可为空间并不对等。刑事案件的博弈，轻则数年之间的量刑空间，重则生死一线。家属对犯罪嫌疑人“不闻其声、不见其人”、不掌握刑事诉讼专业知识的情况下，会陷入极度的焦虑。对于案件事实，他们不知就里，对于程序，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要等待几个月甚至要跨年才能有结论。而对公检法及律师来说，刑事案件是见招拆招的机制、等待是法律设定的必经之路这些规则抑或是理念，却早已融进骨血。两方之间的认知壁垒是客观存在的，但悖论在于——正因为存在壁垒，辩护人才有存在的价值，律师又如何有资格去怨怪委托人的认知不足呢？所以，刑事案件对律师能量的消耗，一是源于不断被挤压的辩护空间，二则是不由自主地被委托人的焦虑所席卷。在这个领域里，从巨大的压力中抽离只能是暂时的，任你如何修行，终究无法超然。

三十岁之前，面对工作中的阻力和掣肘，自己更习惯或者更偏重于从“术”的层面解决问题，就像维修一个机器，哪里坏了补哪里，跟随不同的问题跳跃，在忙碌中乐此不疲。或许是三十而立的牵引力，在这个人生节点，我“毫无征兆”又“水到渠成”地开始探寻问题背后的逻辑和规律。然后，我开始理解了委托人“不可理喻”的焦躁，将容纳他们的苦痛作为与业务并重的课题；开始明白一段委托关系的发生和终止是客观的外化显现，是阶段性和片段式的，但这段或短或长的路里我的体悟和习得，则会毫无疑问的伴我终生；开始学着在有限的作为空间里静思正念，持续做事以冲淡嗔怪和抱怨，学着接纳事态的悬而未决、在等待中搏力。我开始真切地相信人生际遇注定有起有落，顺势而为是心安法门……

有时我也会问自己，这样的寻根究底是否具备现实主义的意义？想来，是没人能告诉我答案的，最终还是在自己的人生体验中从悟到证，循环往复。

时局已然足够让每个奔劳的生命焦虑，而我们的立身之地，更是凝结了众生的焦虑。具体的问题或许可以被解决，但问题的更新迭代不会止息，所以，焦虑是无法被解决的，它只能被注视、被面对，先是与我们的觉醒分庭抗礼，而后与我们的平静相安无事。

无论我抱持多么美好的愿景，我们终将在焦虑中穿行，而当我们选择让焦虑穿过自己，那么它只是途经我们的生命，无所缠绕、无所深陷的留下一个符号，标记着我们曾经跨越的课题，指引我们去到更自在的天地。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