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算义务主体的法定人选，向来有“谁经营谁清算”标准与“谁投资谁清算”标准之争，此次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相衔接，将《民法典》关于清算义务人的一般性规定落实到公司法领域，首次在公司法层面对清算义务人制度予以明确，回应了长期以来的实务争议。

新《公司法》将清算义务主体由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及控股股东，统一限定为董事。这一规则转向具备坚实的法理基础与现实依据，与控制权所有权两权分离的现代公司治理制度深度契合。随着公司治理从股东会中心主义向董事会中心主义的转型，股东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事务日趋疏远，董事对公司的经营信息掌握较为全面，更有能力对公司是否清算作出判断。加之财务会计账册往往在董事会的掌控之下，客观上董事相较于股东，尤其是不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中小股东，更具有启动清算的现实支配力。

从新《公司法》的规定来看，清算义务人与清算组成员多数情况下是重合的，即都是董事，责任基础都是对信义义务的违反，但二者也有区别，一是在强制清算的情况下，人民法院指定的清算组可能是有关中介机构，也可能是股东、公司高管，而不仅是董事；二是违反义务的行为模式存在差别，依新《公司法》之规定，清算组成员主要是在怠于履行清算职责的情况下对公司承担责任，有重大故意或过失对债权人承担赔偿责任。是否怠于履行职责，主要是以新《公司法》关于清算组职权的规定判断，职权也是职责。  

新《公司法》针对实践中存在的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关闭或撤销后长期不清算、不注销登记的情况，规定了满3年强制注销的制度。这属于应当清算而不清算不得不注销的情况，故公司注销后，不影响原股东、清算义务人的责任。

新《公司法》针对实践中存在的大量僵尸公司注销难、周期长等情况，规定了简易注销制度。需注意的是，简易注销是不需要清算程序的注销，故不与清算义务人责任挂钩。

新《公司法》第229条第1款第（一）（二）（四）（五）项规定了公司解散并且应当清算的四项事由，分别是公司章程规定的解散事由出现；股东会决议解散；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法院依股东的请求，解散公司。

实务中，出现章程约定解散事由、股东会决议解散、股东请求法院解散，通常都需要一些主动行为，或者在解散之前有一些前置条件或者事项。最为“意外的”解散事由，应当是公司被“突然”通知吊销营业执照。

但事实上，当公司经营不善，停止运营时，公司可能因为连续未正常公示企业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单，在连续两年未正常报送年报或者未恢复经营活动的情况下，公司就随时可能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此后公司因被吊销营业执照而触发公司清算事由，就属于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而董事作为新《公司法》规定的公司清算义务人，应当在上述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

实务中，存在“纯挂名”的董事，对于此类董事而言，他们基本上从未参与过公司经营决策，在公司清算事由“突然”出现的情况下，推动公司清算的难度可想而知。

此外以投资机构委任的董事为例，此类董事通常不直接掌握公司公章证照、财务账簿，如公司实控人在经营失败并“失联”的情况下，仅凭投资人委任董事一己之力很难推动公司清算。

如公司董事在辞去董事职位之后，无法及时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或者备案登记，此时仍无法完全规避承担清算责任的风险。司法实务中，法院可能认为董事的辞职行为只有对内效力，无法对抗公司的外部债权人。

如北京市一中院审理的2023京01民终4726号案件中，公司股东匡某主张其并非公司实际股东，仅是替他人代持股权，不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清算、注销工作，对债权人的损失不具有过错，不应承担清算责任。但法院认为，匡某是工商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作为公司股东、法律规定的清算组成员（该案件系根据旧公司法规定，认定公司股东系清算组成员，可类比新《公司法》施行之后的公司董事），未依法履行清算义务、进行虚假清算和注销登记，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旧公司法规定，有限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组成，如有限公司在新《公司法》施行之前，就已经存在被吊销营业执照等清算事由，在新《公司法》正式施行之后，新《公司法》关于“清算义务人”为董事的新规，是否有溯及力？

笔者认为，如果认可新《公司法》关于“清算义务人”为董事的新规具备溯及力，显然属于增加当事人法定义务、背离当事人合理预期的情形，故应当认定前述新规原则上不具备溯及力。

但不可忽视的是，如果新《公司法》正式实施之后，董事明知根据新《公司法》的规定，作为公司董事负有清算义务，但仍未积极履行清算义务。此时，不排除被法院认定需根据新《公司法》承担清算责任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