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系列文章的前两期，笔者已分别探讨一体化建设中如何以数字化手段打破管理壁垒、重构管控逻辑；以及如何承接技术架构、将合规要求转化为可执行的业务规则。若说信息建设是一体化的硬件支撑，内控建设是软件脉络，那么风险排查则是贯穿二者、激活全体系效能的神经中枢，即它通过系统性识别、评估企业经营中的法律合规风险与内控缺陷，为信息系统的风险预警功能提供靶向标的，为内控流程的优化迭代提供实践依据，是实现“法律-内控-合规-风险”（下称“一体化”）从形式协同走向实质融合的关键枢纽。

当前，国有企业身处市场化改革深化与监管体系趋严的双重环境，《企业国有资产法》对国有资产安全的刚性约束、《中央企业合规管理办法》对风险防控的系统性要求，以及《全面风险管理纲要》对风险闭环管理的规范指引，共同将风险治理推向国企治理现代化的核心位置。传统风险排查模式常陷入“碎片化”困境，或仅聚焦单一业务环节的风险点，缺乏全流程覆盖；或脱离法律合规底线与内控要求，排查结果难以落地应用；或依赖主观经验评估，缺乏标准化工具与量化依据。在此背景下，本律师团队凭借对法律规范的体系化把握、对国企业务逻辑的深度解构，以及对风险评估方法论的专业运用，成为推动风险排查与一体化深度融合的核心赋能主体。

本文结合笔者团队为某省属大型国企提供一体化建设服务的实证经验，剖析风险排查在一体化中的枢纽价值，系统阐释律师团队通过“制度梳理-清单编制-量化评估”全流程赋能，助力国企构建“精准识别、科学评估、有效应对”风险排查体系的实践路径。

（二）联动内控流程实效，为一体化提供优化依据

内控建设的成效，需通过风险排查检验；而内控流程的迭代，也需以风险排查结果为导向。传统内控流程设计常依赖“模板化”框架，脱离企业实际风险分布，导致管控冗余与防控缺位并存。

风险排查通过评估内控流程中的风险防控缺陷，为内控优化提供实践新思路。具体而言，风险排查可围绕“内控节点完整性”“权责分配合理性”“流程执行有效性”三个维度展开：识别内控流程是否覆盖关键风险点；判断各节点权责划分是否清晰；验证流程执行是否达到风险防控目标。这些排查结论，既能直接用于优化内控手册中的流程设计，又能为信息系统调整内控节点设置提供依据。

笔者团队协助客户企业搭建内控流程：在信息系统中对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抓取客户法律风险数据；在内控手册中明确“客户信用评估需包含法律合规维度”，设置“高风险客户需经法律部门复核”的刚性节点。优化后，该企业高风险客户合作率、应收账款坏账率均显著下降，实现了内控效能与风险防控的双重提升。

（三）激活信息系统效能，为一体化提供数据支撑

信息建设作为一体化的技术基石，其风险预警功能的有效性，依赖于风险排查提供的“精准指标库”。传统信息系统常因缺乏明确的风险指标，导致预警功能沦为形式摆设。

风险排查通过系统性梳理企业经营中的核心风险点，提炼形成可量化、可监测的风险指标，为信息系统的风险预警功能注入“实质内核”。例如在合同管理中，风险排查可识别“合同标的额超5000万元”“涉及境外交易”“对方为关联方”等高风险场景，并对应提炼“合同条款不完备率”“履约进度偏差率”“关联交易定价偏离度”等量化指标，这些指标可直接嵌入信息系统，通过设置阈值实现自动预警，同时关联内控流程中的整改节点，形成“预警-处置-反馈”的闭环管理。

笔者团队对客户企业进行全业务线风险排查，梳理出涵盖投资、采购、销售、资金管理等8大业务板块的120项风险指标，其中法律合规类指标45项、内控缺陷类指标50项、经营风险类指标25项。将这些指标嵌入信息系统后，预警准确率明显提升，风险事件响应时间大大缩短，充分激活了信息系统的风险管控效能。

风险排查的有效性，首先依赖于对企业现有法律合规要求与内控规则的系统性掌握。若脱离制度依据，风险排查将沦为无的放矢；若制度本身存在冲突、滞后或空白，排查结果也将失去应用价值。律师团队的首要任务，是通过深度制度梳理，构建“法律合规-内控要求-风险标准”的制度框架，为风险排查提供明确依据。

笔者团队在服务某省属国企时，采用“法律合规维度-内控流程维度-业务标准维度”的三维梳理法，对企业所有规章制度进行系统性审查：

（二）定制化编制风险排查清单，构建一体化的风险坐标

风险排查清单是风险排查的核心，也是连接法律合规、内控要求与业务实践的桥梁。传统清单常存在模板化缺陷，或仅罗列通用风险点，脱离企业业务实际；或缺乏法律合规依据，排查结果无法落地应用。律师团队需结合企业制度体系与业务特性，编制“法律合规为底线、内控要求为脉络、业务场景为载体”的定制化清单，为风险排查提供精准模块。

第一步：业务场景全拆解：以企业核心业务为脉络，拆解各业务全流程的关键环节。例如，将投资业务拆解为项目储备-可行性研究-立项审批-尽职调查-合同签订-投后管理-项目退出7个环节，每个环节再细分具体操作节点；

第二步：法律合规强映射：针对每个操作节点，匹配对应的法律合规要求与潜在风险点。例如，“投资项目立项审批”环节，映射《企业国有资产法》“重大投资需经股东会审议”的要求，识别“未履行审议程序”的法律风险；“合同签订”环节，映射《民法典》“合同无效情形”，识别“条款违反强制性规定”的合规风险；

第三步：内控节点紧关联：将风险点与内控流程中的管控节点对应，明确“通过哪些内控措施可防控该风险”。例如，“未履行立项审议程序”的风险，关联内控流程中“立项审批需上传股东会决议”的节点；“合同条款无效”的风险，关联内控流程中“合同需经法律部门审核”的节点。

（三）设计量化评估机制，推动风险排查从定性到定量

传统风险排查常依赖各部门主观判断，评估结果缺乏标准化与可比性，难以作为信息系统预警、内控优化的依据。律师团队需结合风险评估方法论，设计“风险发生概率-影响程度”二维评估模型，引导各部门负责人进行科学打分，实现风险排查从“定性描述”向“定量分析”的转型。

编辑 | 王 捷、王 奕

审核 | 王 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