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简介
2023年11月，遵义市辖区某地发生一起货车侧翻致三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经查，肇事重型自卸货车系由驾驶员自购并挂靠于某运输公司名下运营。该车擅自改装加高货厢栏板，形成非法改装状态。
事发当日，驾驶员驾驶该改装车辆前往某货物销售企业装载物料。该企业为其装载净重70余吨的货物，远超核定载质量（约15吨）。运输途中因驾驶员操作不当，与对向小型轿车发生碰撞后侧翻，造成对方车内三人经抢救无效死亡。
事故调查组出具报告，认定本起事故为“较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并指出：装载单位未落实货运源头安全管理责任，为明显超载车辆提供装载服务；被不起诉人作为该企业负责人兼安委会主任，系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建议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争议焦点
本案核心法律问题在于：货物销售企业仅实施装载行为，未参与道路运输作业，其负责人是否因超载装载而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的重大责任事故罪？
该问题涉及犯罪主体适格性、行为性质界定、因果关系认定及刑法谦抑原则的适用，具有典型性和指导意义。
辩护思路与法律分析
接受委托后，本所指派令狐兴中、郑皓东律师担任辩护人。经全面阅卷与研判，辩护人围绕犯罪构成要件开展系统性分析，并向检察机关提交多轮书面辩护意见。主要从主体、行为、因果关系、主观过错、证据体系及刑事政策六个维度提出辩护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重大责任事故罪的行为主体须为“在生产、作业中”违反安全管理规定的人员。被不起诉人所在单位系货物销售企业，其本人既非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亦非本次运输活动的组织者、管理者或直接监督者，不具备该罪所要求的特定主体身份。
货物装载系运输合同履行前的准备行为，属于民事履约环节，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所指的“生产、作业”活动。将事前、独立的装载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围，超出该罪的规范目的与适用边界。
事故直接原因为驾驶员超速、压线、操作失当等违法行为，叠加车辆非法改装、超载因素所致。超载未查虽为车辆上路提供条件，但属间接的前置因素，介入的驾驶人行为异常因素已中断归责链条，与事故结果之间缺乏相当因果关系。
被不起诉人任职企业主要负责人不足两月，担任安委会主任仅约三十日，履职重心集中于企业内部生产安全。无证据表明其明知车辆存在非法改装情形，亦无能力预见“超载必然导致三人死亡”的极端后果。其主观上既无疏忽大意，亦无过于自信的过失，不符合该罪的主观要件。
全案用以证明“超载与事故存在刑法因果关系”的证据，仅有行政性质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及事故调查报告，缺乏车辆性能鉴定、侧翻成因技术分析、超载对事故作用力的专家意见等证据，无法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法定证明标准。
涉案企业系地方重点民营企业，案发后已全面整改装载流程，完善安全管理制度。若对履职时间短、主观恶性小、行为与结果关联微弱的管理人员追究刑责，不仅违背刑法谦抑原则，亦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不符。
处理结果
检察机关经审查后，作出如下认定：“被不起诉人所在单位为货物销售企业，其本人非道路运输作业直接从业人员，亦非本次运输活动具有直接、具体监督管理权限的人员，不具备重大责任事故罪的主体要件；货物装载行为属于运输合同履行前端的准备环节，非道路运输作业组成部分；超载行为虽为车辆超载上路创造条件，但属前置、间接因素，与危害结果间因果关系链条遥远，作用力较小；追究其刑事责任，将不当扩大刑法打击范围，有违刑法谦抑性原则。”
典型意义
明确罪名边界：厘清重大责任事故罪中“生产、作业”的内涵，防止将非作业环节的行政违规行为刑事化；
强化因果关系审查：强调在多因一果事故中，须严格区分直接原因与间接条件，避免以结果倒推责任；
服务营商环境建设：体现司法机关对民营企业“包容审慎、依法保护”的立场，避免“办一个案子，垮一个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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